五月，北国迟来的春风吹醒大地，江面的冰雪慢慢退去，春水开始欢唱，泥土散发清香。沉睡的土地渐渐苏醒，农人们赶着牛马犁开又一个春天……
新翻的泥土肥沃而细腻，一行行一垄垄向远方延伸。犁锄下的土地睁开惺忪的睡眼，捧出零星陈旧的石器和残破的陶片，这些神秘的历史旧痕，带着远古先民的气息和温度，仿佛要为世人讲述一场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
抚松县兴参镇参兴村自兴屯村民刘志敏，此时正独自走在山间。她无心欣赏山间鹅黄嫩绿的春色，始终低着头，仿佛是在寻找什么。一片薄薄的石片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断定这是一件石刀残片。她弯腰捡起石片，仿佛与一位久别的老友重逢，擦去岁月的风尘，仔细打量着，忽然，一抹惊喜在她的脸上绽放。
她惊奇地发现，这柄石刀的材质，与她家里收藏的几柄石刀不同。这柄石刀所用的石材呈灰蓝色，表面仿佛涂了一层羽片状的水晶，透着星星点点的光泽，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神秘而庄严……
这样行走在山间，捡拾石器陶器残片的生活，刘志敏已经坚持了近五十年。半个世纪的岁月，将她从一个懵懂孩童磨砺成华发渐生的中年妇女，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山水草木，则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中。五六岁的时候，父亲用背筐背着她进山劳作，她就开始用好奇的眼睛审视这片土地，收集这片土地上那些神秘的并不天然的物件：各种形状的光滑的石头、不规则的罐、碗、钵的残片、骨头做成的针……
她时常抚摸着这些物件，仿佛隔着时空，冥冥之中能够感觉得到它们的温度和气息。小小年纪的她，猜不透它们的来历，却毫无来由地迷恋着它们，迷恋着那些她所未知的岁月带给她的强烈的好奇之感……
于是，她开始悄悄地带它们回家，每天对着这些石头和残片琢磨。而在家人和乡亲眼里，她无疑是一个行为怪异的孩子，父母也曾试图阻止，却终究没能改变她。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村的日子简单而单调，刘志敏就这样坚守着收集石头的生活，一晃，将近五十年。这期间，她走遍了自兴屯的每一个角落，收集了来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大小石器两千余件，陶器残片不计其数，也对这片土地的历史经历有了深刻于大多数人的理解……
抚松，一座人口约有30万的普通小城，安居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上游，长久以来保持着沉静安稳的气质，尽管拥有“人参之乡”的美称，然而始终低调谦和，不为世人瞩目。勤劳智慧的抚松人，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就开始在长白山间采挖野山参。及至盛唐，野山参已经成为当时渤海国向地处中原的唐王朝朝贡的诸多珍贵贡品之首。自公元705年-公元926年的220余年之间，渤海国共向唐王朝朝贡94次，万里迢迢，舟马劳顿的行程，在抚松大地上刻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光阴斗转千年，那些蜿蜒于长白山崇山峻岭之间的朝贡道路，被生生不息的植被覆盖隐藏，仿佛一场岁月故事，遍历着沧桑，记录着过往……
而这还不是抚松最早的故事，循着时光的底片回放，光阴潜回公元1999年春天。万物复苏，参农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新屯子镇黄泥村村民张春德正弯着腰，用一把沉重的镐头在一块新翻的参地里挥汗如雨。忽然，一镐下去，他感觉到了臂下的坚硬，周遭土地都很肥沃疏松，少有杂物，怎么会如此突兀地出现一块大石头呢？张春德放下镐头，观察石头的大小和深度，想要把石头运走。当石头从地里被起出的时候，张春德惊呆了，这似乎并不是石头，而是一个表面光滑，外形却不怎么规则的大盒子，他搬起盒子感觉了一下，怎么也得有三四十斤重吧。
盒子表面沾染了一层陈年的泥土，看不清颜色和质地，他疑惑地用手指沾了一点唾液，拭去盒子一角的灰尘，一小片如玻璃一样光滑的黑色呈现在阳光之下。此时已接近中午，参地周围其他的农人也一样在忙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发现，而他此时也不打算惊动别人。他悄悄把盒子带回家，用水管冲刷掉表面的泥土，这件神秘的物件渐渐突出了本来面目。
几经辗转，张春德找到北京及吉林省的多个考古研究部门，终于确定，这是一块来自于1.5–2万年前的黑曜石石叶石核。从此，抚松县人类文明的历史，被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白山松水，红尘冷冽，当年，那些行走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靠什么样的智慧生存下来？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什么？留下过什么？大地无声，日月斗转，而今人，从未停止寻找答案。
黑曜石，因火山爆发的淬炼而形成的黑色宝石，因其质地坚脆而被古人用作切割兽肉的工具。在人类刚刚步入文明征程的年代，黑曜石无疑是人们能够寻找到的最好的工具。长白山地区的地壳演化当时已经进行了约30万年，曾经喷薄的熔岩渐渐冷却，黝黑光滑的黑曜石静静地沉埋于肥沃的土地，一群原始人类稚嫩的脚步穿行于山水之间，蒙昧的眼神寻找着果腹的食物；混沌的头脑思考着生存的智慧。他们用玄武岩的碎片敲打着大块的黑曜石，坚脆的黑曜石便被劈裂成小片的石片，这些石片，多为梭形，中间略厚，边缘锋利，形如小刀或者箭头，正适合用来切割兽肉、刮削皮毛或者骨肉剥离。时至今日，那些曾经留下人类敲打痕迹的大块黑曜石被人们叫做“石核”，而那些从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石片则被称为“石叶”。而新屯子新山遗址发现的这块黑曜石石核，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亚洲最大的黑曜石石核，被形容为“世界罕见，中华瑰宝”。
2002年9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抚松县文物管理所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黑曜石石核出土地点做了抢救性试掘。在黄色亚黏土层中发现了一处用石块围成的椭圆形石圈遗迹。遗迹由14块大小不同的石块组成，分为内外两圈，石块来自周围的玄武岩层。专家推测，这大概是长白山地区早期人类居住的地方，即古人的房屋。这里地势高而平坦，近傍一条无名河流，旁边有大块岩石以避风寒，又有天然石头道路通向山下，显然是一处及其适合居住的地方。
然而，长白山毕竟秋冬季节漫长，那么多风雪交加的日子，远古人类若要生存下去，免不了艰难地跋涉迁徙。遥想当年，人们身披单薄的兽皮树叶，在长白山莽莽林海中穿行，渴了，掬一捧清泉；饿了，猎一匹野兽；寒冬，以兽皮裹身；夏日，以树荫遮阳……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季节轮回，也许最终迁徙走远，也许，又有其他的族群迁徙而来。总之，人类的生命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穿越岁月的沧桑一路走来……
枫林遗址是这片土地上另一处代表性的旧石器遗址。2014年10月，?张福有前往长白山做松花江上游历史文化资源调查，途径抚松县漫江镇，人在车中，他的的眼睛始终被广阔的山野和悠长的河流吸引着，彼时，他已经从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但从未停止对长白山历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在他的带领下，不间断地开展野外调查和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文化理论并逐渐被世人认可。当车行至前进村和枫林村交界的黄土崖时，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他，他毫无来由地要求停车拍照。就在双脚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一柄远古的石斧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柄手斧双面与双边打磨均匀对称，体形完整，器形优美，且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是非常典型的旧石器时期手斧，可与西方“阿舍利”手斧相媲美。
这柄手斧仿佛是一个通往远古的密码，冥冥之中引领着我们，结识了长白山更老的先民，抚松地区的人类文明史，也被再次追溯到5万年以前……
2016年夏天，吉林省考古研究所、抚松文物管理所对手斧的发现地点进行了考古调查，经初步测量，这里海拔高度在900米以上，遗址分布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东北距头道松花江约1千米，东距长白山主峰约43千米。随着黑曜石、凝灰岩石器的不断现身，这片土地被赋予了更加神秘的色彩……人们将这里命名为“枫林遗址”。
长白山千年万年的极寒，从未阻止人类探寻的脚步，远古人类沿着松花江逐水而居，依靠长白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赐予，克服了山深林莽、严寒天气；野兽横行、瘴气弥漫等诸多困难，从蒙昧走向文明。尽管，比中原人类开化晚了很多年，然而这一路的艰辛探索，也成就了长白山人不同于中原人类的性格和智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白山文化……
万古的长白山安然稳坐，浩浩的松花江奔涌向前，文明的气息在这片土地上绵延流淌，似一首穿越岁月的歌，跌宕起伏，生生不息……在抚松县城南约4千米的马鹿沟的山坡上，曾经有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溶洞，人们称之为“仙人洞”。
在抚松民间，人们传说此洞可通往长白山。据民国时期《抚松县志》记载：“洞高七八尺，宽五六尺。曲折幽深，险不可探，甫入，洞阔而容，距洞口数步，有一石台，上置泥盆，色黑制粗，拙非近式。盆边缺损，似为土侵，无款识，莫能详其时代。洞内石壁多作云形、禽鸟蝴蝶蝙蝠草木诸形状花纹。”
民国十二年（1923年），施主徐肇业捐资在仙人洞周围修建了道教观宇，内供关帝像，从外地云游到此的道士刘至有做了主持。十年动乱时期，仙人洞及其周围道观被炸毁坍塌，1992年，县政府本着“记录历史，保护文物”的原则，重新修建复原了该处遗址。在重新修建复原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被一些带着生动花纹的石头吸引住了，这些石头，有的印着动物的牙齿和骨骼，有的印着草树的枝叶，而那些动物的牙齿和骨骼，体型巨大，并非当今世间常见的动物，这究竟是什么呢？是大自然千百年沧海桑田孕育的奇观，还是某一段历史走过的见证？
1992年和1994年，文物部门先后两次对洞内做了清查，发现了大量的鬣狗、野猪、鹿、披毛犀等哺乳动物化石，同时还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规格较大，表明该地点的石器属于大工具类型，是东北地区20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很少见的大石器工具。据此专家推测该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存在于距今1万余年之前。
时光走过了漫长的几万年，这片肥沃的土地，滋养着万物生灵成长进化，也催化着人类文明的曙光……
踏着历史的风尘，前行的脚步再也未曾停止，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人类经过了几千年漫长的实践和探索。黄家崴子洞穴遗址是在修路取土时被发现的，位于抚松县仙人桥镇黄家崴子村西南约2.5千米的汤河口右岸，崖下呈内凹状，洞底与地面几乎在同一平行面。由于地势较低，汤河涨大水时水流便灌于洞中，因此，一些遗存的动物骨骼及陶片被淤积在洞壁之上。立于洞壁之下仰视，斑驳的崖壁仿佛堆积了厚重的时光，让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地面上还散落着零星的动物骨骼、石器以及经了风化不再尖锐的陶器残片，岁月的微尘在正午的阳光中慢慢飘飞，仿佛串联起了过去和现在。这一时期，人类的文明较过去发达了许多，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渔猎生活，出土的5件石网坠和精美的夹砂纹饰陶片，仿佛是漫漫光阴沉淀的文字，无声地记录着人类文明的旅程。大青川窑厂遗址也在仙人桥镇境内，2018年，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长白山人类早期的灶坑和灰坑遗存，亦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残片。这些经过了时光打磨，顽强固守于这片土地的历史痕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向今人讲述着它们经历过的故事。
从新石器时期开始，陶器出现在了人类文明的舞台上，为后来瓷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华夏文明开启了重要一程。时至今日，“China”的发音，既代表中国，也表示瓷器。
我们或许应该相信，在广阔的宇宙空间之内，真的有那么一条神秘的时空隧道，刘志敏、张福有等热心历史研究和文物搜集的人以及那些一直坚守于文物考古领域的工作者，便是穿行其中的使者，他们寻找着历史，记录着历史，又在创造着历史。
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国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期，奴隶制国家开始出现，而与富庶文明遥遥相望的广袤北方，人类文明进化的程度远远迟于中原，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也远比中原地区落后，人们使用最多的工具，依然是石器和陶器。在自兴屯，文物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北方青铜器时期遗址–三人班遗址。三人班遗址出土的依旧是数量较多的石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精致的磨制石器，除石刀石斧刮削器之外，还出现了石镞、石短剑等兵器和石磨棒、石磨盘以及陶制器皿、陶纺轮等工具。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里当时是否也曾发生过领地争夺，氏族战斗，这些石镞和短剑是否曾经沾染过战争的气息，然而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不经历过战斗而建立，人类就是在不断地征服与失败中，一次一次汲取，一次一次蓄势，一直走到今天。那些石磨棒和石磨盘以及陶纺轮，则证明了长白山的人们从那时起已经开始了种植和纺织业。这是人类历史上另一次文明的跨越，石头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工具，人类历史的舞台，将更加丰富多彩。?
2018年，抚松县文管所在刘志敏家进行文物登记，发现一件青铜钺，钺即出自自兴屯，也就是三人班遗址附近。而早在2008年，文物部门已经在新屯子镇新屯子村东南的南山口遗址发现过一件类似的青铜器。南山口遗址出土的青铜钺斧体型较自兴屯发现的稍大，但两件钺斧整体都呈亚腰扇形，正锋弧刃，深銎，銎口作船形，表面绿锈斑驳。钺在青铜器时代的中原地区，是作为刑具或兵器使用的，而在抚松地区出现的这两件，体型要比中原地区的同类型器物小了很多，显然并不能用于刑罚或者战争，那么，或许它们是作为当时一种礼器出现的，是少数某些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时代大约结束于春秋，而据文物考古学家推断，抚松长白山地区青铜器的出现，大约是在战国到秦汉之间。那个时候，冶铁技术已经在中原大地逐渐成熟，但在遥远的北方，石器依然伴随着人类的脚步，走过岁月的风雨阴晴。这一时期，在万良镇大方村、仙人桥镇大青川村、兴参镇平安村、抽水乡抽水村、抚松镇中心街村等地，都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一件件陈旧的石器和残损的陶片，在土地里沉睡了几千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它们睁开蒙尘的双眼，迫不及待地向世人讲述着前人的故事，告诉世人，在这片土地上，人类文明从未间断……
大约在中原文明的汉魏时期，抚松长白山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位于东岗镇西江村西南约l千米处的羊洞遗址发现于1986年，遗址地表散布着石器、陶片、铜器残片和铁器残片等遗物，文物考古学家考证，这里是长白山地区金石并存的时期，对应的年代为汉魏。从采集到的一件石斧来看，这时的石器器形更加美观，磨制更加精细，体现了长白山早期人类生存智慧的发展，也体现了人类对美的发现和追求。
光阴流淌，在中原地区大唐王朝盛极一时的奇女子武则天称帝后的第9年，大唐圣历元年，即公元698年，处于遥远东北地区的粟末江（即今松花江）流域，大祚荣建立了“大震国”。公元705年，归附于唐王朝，713年接受大唐册封，这就是后来有“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渤海国建国后，为了加强与周边民族和邻国的关系，以其都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为中心，向周围开辟了五条交通通道——日本道、新罗道、朝贡道、营洲道和契丹道。其中“朝贡道”和“营洲道”可通往当时唐王朝的国都长安。后来“营洲道”被契丹阻断，“朝贡道”成为渤海民族连接中原民族的唯一通道。利用这条通道，渤海国向唐王朝朝贡、并向唐王朝派出生徒习学、双方互遣使者往来，加强了同唐王朝的关系。《渤海国记》“朝贡中国”篇中记载：公元925年，即后唐庄宗（李存）同光三年二月，遣少卿裴璆朝于唐，贡人参、松子、昆布等。公元92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遣使团116人，朝进儿女口各三人，人参、昆布、白附子、虎皮等。从公元705年到公元926年的220余年中，渤海国共入唐朝贡94次。
从偏居一隅的上京龙泉府，到中原繁华的都城长安，绵延千里的朝贡之路，像一条连接文明与文化的纽带，穿起这一路的物华风光，经济往来，也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前人的足印……这些足印在抚松大地上，由北向南一路蜿蜒，一路延伸……
道阻且长，一座曾经繁华的驿站，已被黄土沉埋在地下。1985年，抚松镇新安村周成贵无意中说起，在离他家菜园不足20米的邻居挖地窖时，曾经在距地面1.4–1.6米的地层中发现过石块垒砌的房屋的墙基，墙基石材不是本地所产，而且沉埋较深，不像是近代使用的房屋。结合两年前文物考古部门曾经在新安村采集和征集到的瓦当、陶器、铁器铜器等渤海时期文物，专家们于1986年对该地区进行了调查试掘，发现了夯土垒筑的城墙，城墙保存的程度不尽相同，有的段落保存较好，东墙长490米，南墙长1150米，西墙长680米。北墙与耕地已成平面，只有从道旁断面才能观察到夯土痕迹和大致方向，长1020米，总周长3340米。东、南、西墙的城门都可依稀辨认，其中西墙设有三门，中间城门最大，宽达44米，应为新安古城最宏伟壮观的城门所在。综合其他发现，专家推测，新安村当属当时渤海国朝贡道途中一处较大的驿站，功能是为朝贡使者补给养料、提供休息。
翻阅数量不多的关于渤海国的历史资料，专家们在《渤海国志长编 卷十四 地理考》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丰州，一名盘安郡，在京东北二百一十里，领县四：安丰、渤恪、隰壤、硖石。”西京鸭绿府的神州即现在的临江，新安古城位于临江的东北，相距约200里，与史料记载基本一致。从出土文物及方位、道里、地貌等诸方面推断，新安城址应是渤海时期的盘安郡，即丰州。
遥想当年，风尘仆仆的渤海朝贡驮队不远千里向长安进发，脚下是山路崎岖，耳边是山风浩荡。驮子里驮的是人参、松子、昆布等海东盛国特有的物产，队伍里不仅有使臣马夫，也有虔诚向学的少年书生，他们有的在大唐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回国之后在渤海政府担任重要官职，大力传播中原文化。
队伍到达丰州，朝贡人马都已经疲惫不堪，那就在石头砌成的驿站里稍做修整吧。这里有遮风避雨的城墙、热气腾腾的酒菜，还有美丽热情的踏娘，她们身披金色的霓裳，随着华丽的音乐，用脚步在石头铺成的地面上踏出清晰的节奏，为疲惫的使者们献上歌舞。或许她们还会为某个出使者呈上一杯美酒，使者一饮而尽，便暂时忘却了乡愁，一心向东，去向大唐。舞叫《踏锤舞》，舞者，是着了大唐服饰的渤海姑娘。
从长安归来，依然是千里遥迢，大唐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的诗句在长长的朝贡路上回响：“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故国，佳句在中华……”
渤海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较之前有了很大提高，铁器的出现，使石器不再占据人类生产工具一枝独秀的地位，这时，丰州城已经拥有了一座较大规模的冶铁作坊，出土的大量铁渣和铁矿石证明了“渤海人民长于炼铁”的历史记载。石头依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伴随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伴随着一代又一代长白山人。
长白山森林面积广阔，自古地广人稀，历史上的兴盛或者萧条，和平或者征战，大都被沉埋进广袤厚重的土地，我们无力一一拂去岁月的尘埃，许多过往，唯有凭借着零星的残留小心翼翼地猜想……
唐渤海以降，石器渐渐淡出长白山人的生活，但石头还是在建筑、丧葬等方面被广泛使用。高句丽时期以来，在抚松地区发现多处石制墓葬，有碎石堆积的积石墓，也有巨石封盖的石棚墓。石，不仅承载着生命的蓬勃，也承载着生命的枯竭……它们从来都不诉说，却又从未停止诉说，万年的光阴如此沉重，人类文明以石为基，刻下了一路走来的沧桑。
然而，终有人听得懂它们，因为懂得，所以珍惜。自兴屯的刘志敏依旧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人，却一直执着守护在这片土地上，多年以来，为数不少的外地人找到她，协商高价购买她收藏的各种石器，她都微笑着拒绝了，她说：她不忍让这片土地珍贵的纪念流落异乡，那些远古的留痕，温暖了寒凉的长白山，她也要用自己的坚守，温暖这些斑驳的痕迹和厚重的历史……
